建筑风格、城镇规划和品牌战略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城市规划中。Nicolas Douay追踪报道了北京从奥林匹克标志性风格到BOBO（资产阶级波西米亚）风格的转变。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时代，各城市开展着市场战略计划以吸引投资者和不同阶层的人群，以期扩大其人口数量。然而，这些战略计划已经导致了一种重大事件、市政工程和建筑语言的标准化形式。毕尔巴鄂和古根汉姆历史博物馆，以及Frank Gehry 通过“明星建筑”转变整个城市形象的例子，都可以说明这一规律。
在标志性建筑中前行
过去十年中，北京一贯实行现代化政策以提高其作为中国首都在全球版图上的地位，这一进程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达到顶峰。结果是，以“鸟巢”著称的国家体育馆和以“水立方”闻名的水上运动中心成为了这一国际盛会的永久性标志。连同由丹麦建筑师Rem Koolhaas设计的CCTV电视塔，这三座新建筑物成为了北京现代化建设的标志，并构筑了这座新兴国际化城市的全新品牌形象。
这一城市景观的“壮丽化”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强调了城市复兴的神话。然而，利用标志建筑物对城市进行品牌推广存在着缺陷。首先，作为城市复兴工程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质疑这些项目和建筑语言的原创性和独特性。毕尔巴鄂历史博物馆与Gehry设计的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异常相似；“鸟巢”如果放在东京也同样相得益彰；“水立方”如果建造在巴黎也是如此。其次，此类开发项目过于引人注目，使得市民和决策者之间就市政规划和潜在形象问题而进行持续不断的社会与政治争论。
BOBO效应
除通过建造标志性建筑物来构筑城市形象建设的传统策略之外，另一种战略正在北京茁壮成长。这一战略几乎是自发形成的。“789艺术区”是所谓的北京BOBO生活方式的一个极好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期，该地区的大多数工厂已经停止生产，废旧的厂房开始寻找新的租户，一群正在寻找便宜宽敞、远离市中心的工作室的艺术家在此安定下来。
这一暂时性的迁移转变成了永久性的变动，2000年，通过口耳相传，艺术家和设计师们纷纷对此处充裕的空间表示出兴趣。这些带有Bauhaus风格的废弃厂房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后工业时代的时髦创作空间。那时，这些场所以毛主席口号作为装饰，刻意营造某种反讽意味的“毛泽东媚俗”氛围。
2002年至2007年期间，在政府、执政规划者和居民们之间就如何保护这一地区以避免过度开发进行了多场热烈的辩论。如今，该艺术区已成为在北京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南罗古巷
北京的BOBO经验也可在南罗古巷胡同地区寻找到其根源。南罗古巷为典型元朝（1271年－1368年）胡同形式，由许多小巷组成。这一地区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区之一，且自1990年起成为北京25个文化历史保护区域之一。在过去十年中，这一地区经历了许多资产投资。最近几年中，如酒吧、咖啡馆、餐厅和小型手工艺品商店以现代、时尚的形象使这一街区重现活力。多家艺术学校和机构的出现——包括著名的中央戏剧学院——同样为这一地区注入了艺术气息。
2006年初，这一地区经历了整改。为保护其历史布局，车辆交通被禁止。于是该地区成为了北京为数不多的步行街。如今，这一地区已变成了同时拥有传统居民和新入住居民的社会多样化群体区域。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新居民被称为“BOBO”。事实上，在这里的日常生活中，老传统市场与蓬勃发展的街头文化进行着互动，而后者由越来越庞大的年轻设计师群体推动着。历史环境与咖啡店和商店的优势结合，意味着这一地区正发展成为一个令当地时尚爱好者、音乐家、自由思想家和游客喜爱的地点。
平衡的形象
南罗古巷胡同和大扇子地区已经成为了北京的新标志，其在旅游书籍中地位几乎和紫禁城与奥林匹克体育馆相当。这一现象与“资产阶级波西米亚”（BOBO）风格的出现，重新整合形成了北京的城市形象推广策略。北京的新形象显示了城市形象快速构建方法的局限性，同时凸显了“魅力规划”的出现和缺陷。
重大活动或工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或新北京CBD——的实现并不能视作市政规划的补救灵药。为吸引大都会精英人士，新尝试必须进行地域化细分，开发并推广同样能提供高生活质量、原创性生活方式的新环境。这些新市政规划政策可在城市限制条件下创造出“微身份”（micro identity），值得继续推广。城市推广的改革为全球城市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所引发的新问题与挑战提供了相关解答。
